一直以来，资金占用都是监管部门严厉打击的重点，中央层面亦多次作出安排。2020年印发的《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》提出，严肃处置资金占用、违规担保问题；2021年中办、国办印发的《关于依法从严打击证券违法活动的意见》提出，对资金占用、违规担保等严重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行为，要依法严肃清查追偿，限期整改；今年4月份发布的新“国九条”提出，严肃整治财务造假、资金占用等重点领域违法违规行为。

一场争论正在晚餐会上发生，这里有几个名字：瓦雷丽、乔治、露丝、金伯丽、安吉拉、罗蓓塔，其中有的名字提议，有的名字驳斥，有的名字旁观。他们的主题是教堂。乔治说：“尖拱门不过是种时尚。”戴维说：“不是，建造大教堂的人‘跟我们不一样’。”金伯丽赞同：“跟我们很不一样。”

瓦雷丽另起炉灶，说到了她老早受到的教导：“尖拱门是罗马圆拱门的发展。罗马人想要让建筑更富于宗教气息，就开始造尖拱。”“蠢话，”乔治立刻反驳说，“尖拱在埃及人那里就有，圆拱比尖拱复杂，把尖拱说成是圆拱的发展，那是基督教会编的故事。”露丝插嘴：“好吧，也许圆拱的工艺是复杂，可我觉得圆拱让人感觉压抑。”

金伯丽再次使话题分岔，她说，尖一定表达了人们的“某种深刻的企望”，因为据她所知，那时的大教堂并没有建筑师设计，而是教众自发建造的。此时安吉拉的声音响起：“我听说他们是有建筑师的……我甚至知道他们是谁。”“我认为金伯丽说得没错，”瓦雷丽插话，“在那些大教堂里，你能感受到那些人的愿望；你能从建筑中感受到基督教的情感……”

“你的感受算什么，尖拱门是十字军从阿拉伯世界带回来的……”这又是谁的声音？得继续往下读。

艾丽丝·门罗继续写道：

“金伯丽的脸非常粉红，但却露出了善意的微笑。瓦雷丽因为非常不喜欢金伯利，所以觉得有必要说点什么来搭救她。瓦莱丽从不介意自己的声音听上去是否很蠢，她会一头扎进任何谈话中，让谈话偏离争论的轨道，让人们开怀大笑，平静下来。露丝也有点燃气氛的本领，不过她的点燃似乎不是刻意为之，而是平静地，几乎是在不经意间，因为她踏实地遵循着自己的思路。那么，戴维呢？”

真正搞明白门罗笔下的一段对话里，谁是谁，什么话是哪个人说的，语气如何接上或者如何转换，同时妄想不掉一把头发，是不太现实的。我猜想，惯读中文的读者，只有接受过《红楼梦》操练的人，才能有热情来仔细地研究这种段落。但下面，门罗继续写到了在场的两名旁观者的看法：一个戴维，一个罗蓓塔，戴维在注意安吉拉的举动，而罗蓓塔在沉思金伯丽：她被两面夹击，一面是安吉拉，一面是不屑于基督教信仰的乔治。金伯丽保持微笑，很不容易，这微笑会“预料”到乔治的火气吗？不会。相反，它预料到所有人都会七荤八素，自找烦恼。“谁赢下争论又有什么要紧？因为对她，金伯丽来说，所有争论都已经赢下来了。”

能对最后这一句拍案大赞，能领会到其中对一位虔敬、得体的基督徒的内心状况的淡淡的、讽刺性的暗示，这样的读者，大概才可以自谓“门罗之友”。

这样的读者，大概率无法出在以中文为母语的人群里。门罗的小说从各个方面都反对中文的阅读习惯。想要快速被情节抓住的读者一定会弃卷而去，想要欣赏“美文”，或是新颖的写作形式的读者，也很难耐得住性子。就仿佛要为她付出的心血寻求报偿，艾丽丝·门罗的故事，总是向读者索求时间，索求耐心，索求视力，她要求读者克服对“一个短篇小说为什么总也读不完”的困惑。此外，门罗珍视生命，不会轻易地用写死一个人物的方法来推进一把情节，这都足以激发读者的畏惧。

译者被门罗的语言折磨得不轻，而勇敢的读者，必须善于从普通的词汇里去想象原文。说句奉承话，门罗的写作，和另一位英语小说写作的大家——菲利普·罗思一样，改变了读者的语言感受，而她不像罗思那样炫耀文笔华丽，她往往是用一些形容词和副词串，四两拨千斤地牵动你的想象，使你觉得，用“细腻”一词来形容都显得不够细腻了。

举些例子：她写一个12岁的女孩“清教徒一般地蛮不讲理”——“puritanicle and outrageous”，两个词，不见得生僻，一脚踩碎了你的知识储备。

她写已婚女人进入“第二个青春期”时“做梦般地叛逆”——“dreamlily rebelious”，你感觉真相揭开了一角，却必须把整篇小说读完，来理解她的意思。

她写养老院的老太太“诡诈而讨人嫌”——“crafty and disagreeable”，两个词，就连它们短促和拖长的节拍都过于贴近真实的印象，精准得冷酷但又别有一种同情。

还有一名女士，她声称知道前夫是怎么觉得的，同时又感觉现任男友鄙视她。她的朋友来了一句：“我怀疑事情是否如此对称。”——这回答，简直了。

门罗在获得2013年诺贝尔文学奖前已经写了六十年的短篇小说。她获奖的时机，用事后之明来看，是很关键的：女性写作，似乎从她这时起，才被真正认可了。此前的110年间，诺贝尔文学奖统共只给了十二三位女性，在门罗之后，斯维拉娜·阿列克谢耶维奇、托卡尔邱克、露易丝·格吕克和安妮·埃尔诺，十年里就有了四位。

诺奖最大的恶名之一，是它的“伟大男作家情结”，对门罗（特别是她还没有写过长篇）的承认，同时忽略对夺奖呼声一向很高的罗思，可以看做总算是顺应了时代发展。乔纳森·弗兰岑当年甚至在《纽约时报》上写，门罗是不会写一本书叫《反加拿大阴谋》的，暗讽罗思写过的一本绝对大男人主题的畅销小说《反美阴谋》。

弗兰岑讲，门罗的卓越遮蔽了她的名声，这一点“令人沮丧”。不过，“女性写作”的旗帜，很能为门罗赢得关注。她早期的故事里，有一个讲到小女孩伪造情书，以自己父亲的名义写给保姆，女性的身份，把小姑娘和保姆——两个世界、两个阶层的人连接在了一起；她写过来自半文盲家庭的女性爱上了识字的男人，这男人拿出了暴力，可门罗有能力把故事写得既不自虐也不控诉。到了一定年纪的女性，失去了性吸引力，却对性有更好的认识，尽管这意识常常是偶然所得。被爱的“熟女”感觉到了对方的蔑视，她也设法回报以同等的蔑视。

这些书写当然都打上了性别的烙印。较晚近的获诺奖的女作家里，多丽丝·莱辛比门罗高产得多也自恋得多，安妮·埃尔诺则更有公共知识分子的抱负，常常像个社会学家一样写作。门罗比她们更为“孤僻”，她好像满足于在加拿大小城的一隅，慢慢地挖出人生活里的种种奥秘。她的女性主角，总是被一些诱人的未知事物所俘获，当她用一道道形容词词链描述她们（和他们）的时候，这神秘的事物就露了脸。它到底是什么呢？门罗不回答，她唯一的要求就是“请读完”。而那些急于想从“严肃文学”中有所收获的人，自然就转向媒体的报道和短评，去听信一个个易于理解的关键词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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